中国经济时报
专家认为，这种方式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突破”
■农业企业化调查（上）■本报记者李成刚李小千
“我们公司选拔出来的５０名学员元旦过后就要远赴德国，开始为期一年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的学习了。”唐冠（半岛）国际生物生态产业园执行董事刘欣华告诉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他们都是我们公司选拔出来的青年农民，学成回来后主持我们合作社的工作。”
在山东章丘举行的一次“新农村建设问题研讨会”上，刘欣华向记者表述了他的想法：“通过３—５年时间，把我们周围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变成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意义上的职业农民和产业工人，这不但对农民增收有益，对我们公司，乃至对社会都会产生良好的效益。”
专业合作社构建企业和农民的联合体
“农业问题是从农业产业化上延伸出来的，而农业企业化应该是产业化的表现形式和主要载体，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中，企业化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欣华认为，农业资源的开发、加工生产、核心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等，都离不开企业化这一主要载体。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执行国际标准，但从农民的现实情况看，多年的家庭小生产，使得农民的思想意识以及技术水平等都相对落后，在农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下，无论是涉农企业还是农民本身，在此环境中都显得比较尴尬。
“我们企图通过一点一点地推进企业化，在农民教育、技能培训上有所作为，从而反过来对农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带来助益。”刘欣华介绍说，对企业与农户的合作，他们早期尝试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两个利益主体并不能达到有效沟通，企业从农户那里得不到满意的原料，农户对企业也缺乏足够的信任。“现在我们倾向于主导生产合作和股份合作的方式，打造专业的合作社，具体合作方案正在等待审批。”刘欣华说。
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作价评估，组建合作制公司。一方面，农民提供原料、劳动力和土地，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品牌塑造、终端消费市场渠道建设、质量标准体制建设和资本整合，从而构建有效的企业和农民的联合体。
“但现实的难度仍很大”，刘欣华说，这种社会性合作社的创建还需要打破条块分割，同时，只有实现村民自治、还权与民，让农民有充分的生产自主权，在此基础上的合作社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此外，这样的联合体还要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完整的法人地位，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合作社还无法成为法人主体，“我们在立法上还有缺失”。
用现代企业理念和运行机制改造传统农业
如果说专业合作社的方式是从农民外部着手，通过与企业联合，推进农业企业化的发展和变革，那么，农户自身企业化经营运作，则是来自于内部的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记者在山东调查时了解到，山东郯城县港上镇四村的刘绍联去年承包责任田和蔬菜地，种植小麦８２０亩，自家拥有拖拉机３台，联合收割机２台，旋耕机４台，家用四轮车３台，固定资产达３０万；滕州市洪绪镇龙庄村的杨位民承包种植小麦９００亩；山东省成武、临清、夏津、惠民、广饶５县市的抽样调查显示，种棉５０亩的农户占到１１％；山东省的养殖大户中，生猪存栏５０头以上的饲养户场３．５万个，５００只以上蛋鸡饲养户６．２７万户，１００只以上肉鸡饲养户５．６９万户，２０头以上肉牛饲养户５．６９万户，１０头以上奶牛饲养户４０１３户，１０只以上肉羊、绵羊饲养户１３．１６万户。
这些农户的生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备了企业化经营运作的现实特征。
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焕喜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所谓农业企业化，就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手段，运用现代企业理念和运行机制，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农业企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管理效能，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过程。”
从农民自身的生产经营来看，“农业企业化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手段，运用现代企业理念和运行机制来改造传统农业，这既是一个寻求农业增效的机制，也是一个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高焕喜说。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管益忻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农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真正出路，“这是一大变革”。虽然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但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管益忻认为，在企业化的推进中，那些有能力的农户，例如山东郯城县港上镇四村的刘绍联等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企业的经营者；那些缺乏条件、能力不足的农民，变成了打工者，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打工，和在城市打工截然不同。
“而且，从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些农业企业化的改造已经直接和国际化接轨了，起点就很高。”管益忻分析说。
现实的确如此，在山东兖州，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农村经济体在和国内企业或外资的合作上，已经摆脱了那种靠单纯引进资金带动经济发展的局面。济宁市市委书记贾万志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兖州一些乡村在引进外资上，已经具有了高层次的内涵，引资的质量有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是通过转让股份引进资金和管理，甚至出让经营权，使企业管理和竞争力直接获得本质的提高；有的是通过引进生产线合作经营，从而引进了先进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科技水平。通过引资，还引来了现代企业理念和运行机制，使得传统农业和大批农村得到了现代化改造。”
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业最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这是个重大的历史转变”，管益忻评价说，通过农业企业化的探索和尝试，标志着以往笼统地讲农业产业化而不提农业企业化的历史时期宣告终结。
他认为，从农业产业化转向农业企业产业化，这是我们在三农问题上的一大突破，其涉及到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在整个经济中，农业产业占了很大的一块，虽然产值就这么大，但它涉及的人口很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长期以来谈得都是空洞的产业化，而无视或者忽略了企业化，把农业企业化置于实业之外的所谓农业产业化，这是多少年来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最主要原因。至于土地的流转、劳动力从土地上的解放、农民增收等问题，都只有从农业的企业化中找出路，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因此，农业转向以农业企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化，这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真正的第二次创业。通过企业化推进，我们真正找到了出路，“可以升级换代了”。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管益忻分析，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业最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城市里我们做了多年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成绩，但在农业上，根本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制度，通过农业企业化，我们找到了道路，开始建立农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前几年我们虽然也提出来了以办工业的思路来办农业，这个方向是好的，但是没有真正落实到微观，没有真正落实到农业的基础上面，或者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一条价值链上来。
“从没有企业化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向以企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化推进，具有三个重大意义”，管益忻说，一是从着重解决农业和非农业关系，以及着重解决农业产业链为主转向着重解决农业价值链为主，离开了价值链，农业的产业链是建立不起来的。二是着重从外部解决农民问题转向从内部解决。三是从让农民当配角转向让农民当主角，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解决了不平等国民待遇问题。
“这是个重大的历史转变”，管益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