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王延春 北京报道
当美国和欧盟捂紧自己的口袋互相指责别人没有掏出更多东西的时候，那些反全球化的示威者已经卷起铺盖奔走在去香港的路上了。——12月13日至18日，WTO多哈谈判将在香港举行。
多哈回合正在接近破裂吗？悲观者似乎已经看到了笼罩在12月的香港上空的阴霾。
并不都是悲观者。中国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就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这或许与他作为一个谈判者的丰富经历有关。在商务部工作的15年间，他历经中国“复关”、加入世贸组织、中美贸易、中欧贸易等重要谈判。这位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官员，在谈判对手眼中，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言简意赅、非常谨慎和强硬”的谈判家。
“在多方利益的调和下，不排除某个环节的突破，最后导致戏剧性的全面突破。”11月25日，他对本报记者说。在他看来，香港会议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为2006年完成谈判做好铺垫，“是中间阶段，而不是结束。”
农业是谈判的发动机
经济观察报：目前香港会议的悲观气氛比较浓重，谈判各方的主要分歧有哪些?
张向晨：占世界贸易总量比重不到10%的农业贸易，却是整个谈判的最大阻碍。几十年来，农业一直游离于世界贸易规则之外，对贸易的扭曲非常严重。乌拉圭回合经过长期的谈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而农业又十分敏感，对很多国家来说是政治问题，涉及到就业、利益集团、政府与国会的关系等。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高关税、高补贴的发达国家。
在八大工业国(G8)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美国和欧盟在2010年前取消农业出口补贴。这一点尽管得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赞同，但法国却反应冷淡。但看来在5年左右的时间取消所有出口补贴是大势所趋。更困难的是市场准入领域。
最近，欧盟同意将关税的削减幅度从25%调到50%。但它本身关税很高，有的产品甚至超过100%，同时还要求8%—10%敏感产品享受特殊待遇，而这些产品很可能就是那些让世界农产品贸易扭曲得最厉害的产品。世界银行测算，只要敏感产品超过2%，多哈谈判市场准入的意义就将大打折扣。因此，欧盟在削减关税问题上受到了较多的批评。
农业谈判的另一个支柱是国内支持，也就是对农业生产的补贴。美国今年10月10日提出了削减国内支持60%的方案，但是许多WTO成员认为，60%削减的多是水分，对正在实施的补贴并没有多大冲击。
经济观察报：但是农业也被看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发动机。在香港会议上这个发动机能启动吗？
张向晨：从谈判进程讲，近来发达国家提出的削减方案毕竟做出了努力的姿态。欧盟一个月内提出了两个方案，比较这两个方案，关税削减的幅度是翻番的。因此乐观者认为，欧盟是留有余地的，它留着自己的底牌权衡利益和时机，在适当的时候会换取它需要的利益。欧盟已经暗示，如果香港会议出现足以使其进一步减让的动力，将考虑在农业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也就是说，要看别人能不能拿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来。
尽管谈判客观上存在困难，但多边谈判就是多方博弈。欧盟在农业上防守，但在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非农市场和服务市场是进攻性的，有些国家虽然农业市场比较开放，但在非农市场和服务市场开放上则是防守者，这样相互要价，利益挂钩。相互僵持和对峙并不等于最后达不成协议。关键时刻可能会出现转机。从舆论上说，谁也不愿意承担破坏多边贸易谈判的责任。
香港会议会破裂吗
经济观察报：但是香港会议毕竟把目标调低了，这意味着什么？是担心谈判最终破裂吗？
张向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11月9日做出“诊断”，香港会议达成全面的谈判模式已不太可能，大部分成员认为拉米的“诊断”是客观的。既然达成协议已不现实，就应该调整目标。
接二连三的挫败已使多哈进程变得十分脆弱，信誉越来越降低，一旦再次失败，将很难再恢复元气，重新启动谈判费时费力。这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旦关系破裂就难于破镜重圆。所以，原定的目标既然达不到就不要勉强。香港会议要开得平和、有建设性，事先做危机处理是需要的。
前不久，中国商务部易小准副部长在日内瓦谈判中率先提出了希望在香港会议实现“早期收获”的建议。所谓“早期收获”就是在贸易便利化、公共卫生健康、知识产权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两免(免关税免配额)待遇等分歧较小的方面先达成一致。这个建议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全面谈判模式达不成协议，但在一些方面取得进展，这样可以保持谈判的势头。
实际上，WTO成员去年就公共健康和知识产权问题已达成共识，贸易便利化的框架各方也原则上赞成，取消棉花补贴对于西非国家的紧迫性大家都意识到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两免”，从道义上来讲反对的人也不多。在香港会议前和在会议期间，各方会围绕着这些问题加紧磋商，以期达成一致。
经济观察报：拉米曾说，香港会议如果不能完成2/3的谈判进程，2006年将无法完成多哈谈判，多哈谈判就会死亡。
张向晨：这是拉米在11月9日对多哈谈判作出“诊断”前说的，他“诊断”后就没有再这样说了。所谓2/3就是达成全面的谈判模式，剩下1/3是后续的技术性工作，各成员按达成的模式准备减让表，然后进行核准。但是现在达成全面模式已不太可能，所谓的2/3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说2006年的目标被放弃了，各方仍坚持2006年完成整个多哈谈判。尽管现在大家都赞同重新调整香港会议的目标，但多哈回合的“雄心水平”却不能降低，宁肯暂时达不成协议也不能滥竽充数。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香港会议会重蹈坎昆的失败吗？
张向晨：降低香港会议的期望值就是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有些成员提出明年春天再搞一次部长会议，有的建议在日内瓦再召开高级别的会议。无论春天还是秋天，要最后达成模式，都需要香港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各方做出最大努力，尽可能取得进展。
有人希望香港会议成为“降落场”，使谈判实现软着陆，不至于一下子摔下来惨败。但也有的人认为这个观点太悲观，应该积极理解为“发射塔”，为往更高的目标迈进做准备。这意味着香港会议是阶段性的，香港会议要制定“后香港会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2006年的目标努力。因此，香港会议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过渡。
中国的核心利益
经济观察报：香港会议是中国首次以WTO成员身份参与到多边贸易谈判中来，中国在这次谈判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张向晨：以前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即使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有切肤之痛，也难以改变。现在中国可以参加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了，作为贸易大国，我们的声音会引起关注。这次香港会议毕竟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举办，我们更有一份感情，希望能有所作为。但我们对自己始终有一个客观评价。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发挥领袖作用。我们不赞同，我们没有这个意愿，也当不了。
在多哈谈判中，由于中国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扮演的不可能是一个极端的角色。如果都是极端的角色，谈判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我们希望的是在各成员中间积极地发挥桥梁的建设性的平衡作用。谈判需要这样的平衡力量，最终促成各方的利益平衡。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在谈判中会表达什么样的立场？
张向晨：一方面，我们希望维持多边贸易体系，不希望其分崩离析。没有威信、缺少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希望通过谈判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维持其开放、公平的原则和宗旨，使我们的优势产品和服务能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我们刚刚加入WTO不久，有的承诺还在执行中，同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结构具有脆弱性，面临很多困难。应该使我们的弱势产业得到必要的保护，应该保留政策调整的余地和发展空间。当然，这种保护和空间只能在谈判中争取，得到各方的认可，而不是靠拒绝谈判来保护，孤立于世界，那是什么也保护不了的。中国应该适应多边游戏规则，合纵联横，不能单打独斗——孤立者就是失败者。
经济观察报：中国在谈判中的具体利益是什么?
张向晨：推动多哈回合取得成功，使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更稳定、更公平、更有可预见性，这是中国在谈判中的最大利益。同时，中国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进攻和防守的利益，无论在农业、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上，中国都既是进口大国又是出口大国，因此，对中国来说，多哈谈判不存在单一的局部的利益。
比如，中国农业的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低，需要获得差别待遇；而在花卉、蔬菜和水果等方面有优势，要求取消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在服务业中，计算机和海运是我们的优势，需要别的国家向我们开放，但电信与金融是较脆弱的领域，要加以保护。
当然，谈判是多边的，每个成员都要做贡献，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存在毫不付出就坐享其成的可能。参加WTO的谈判基本是一个交入门费的谈判，削减关税、开放市场都是单向的。与中国参加WTO谈判不同的是，多边谈判一方面自己要开放市场，别的成员也要开放市场，是一个有取有予交换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应当是使国际贸易环境整体上更加自由、开放与公平，而其中每个成员能够分享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这既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也与谈判策略有关。
经济观察报：谈判的最终结果要由企业承担，中国企业能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做什么？
张向晨：中国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只要你要跟人家做生意就绕不开国际规则。美国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与中国公司里法律顾问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负责处理三角债，打官司，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了解、跟踪国际规则的变化，往往对WTO的动向了如指掌。国际规则的任何变化都跟企业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希望企业更积极、更踊跃地参与多哈新谈判。无论在农业、工业和服务贸易等市场开放领域，还是在反倾销、反补贴和贸易便利化等规则领域，我们都欢迎企业发表自己的看法，反映自身的利益，这种对谈判决策的影响是正常的、积极的。听到更多企业的声音，了解企业的需求，政府就可以将谈判内容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