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广东第二次农品展览会。

《宝山橘话》，光绪年间关于广东柑橘的研究著作。

20世纪30年代中期，岭南佳果——惠阳淡水沙梨栽培的情形。淡水沙梨起源于清初，民国中期年产2万吨，现已衰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农学家们绘制的广东柑橘分布图。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倪根金教授给信息时报记者展示校图书馆中关于广东农业的古籍。

1918年6月，就职于岭南学校的美国园艺学家高鲁普（中）、调查员郭华秀（左）在树主缘空大师陪同下考察增城西园挂绿荔枝，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园挂绿照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今天，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体现古人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考？为此，信息时报记者专访了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倪根金教授和历史系副主任赵飞博士。

2012年3月，农业部下发了《农业部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濒临消亡，亦需要更多的普查与保护。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今天，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体现古人生活方式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考？为此，信息时报记者专访了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倪根金教授和历史系副主任赵飞老师。他们认为，不仅古代农作物的基因资源，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技术和生活智慧都值得现代人去挖掘和保护。

什么是农业文化遗产？

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听到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个词，其实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两位学者告诉我们，2002年，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的启动，更多的人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其实，联合国项目评选的是那些今天依然为农民所利用的活态系统，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概念，除上述之外，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还包括农业景观、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

倪根金教授说，随着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等六项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功，特别是今年农业部启动国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广东也有一些学者和地方领导开始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工作，如南海区龙江地区正在将300亩土地复原桑基鱼塘。倪根金希望广东能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与国内已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相比，我们省许多农业文化遗产的水平质量绝不比已申报成功的差。如桑基鱼塘生态体系，技术含量高，历史文献记载丰富。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所肯定的我国唯一保留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并被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应用推广。”

虽然“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国内出现没有多少年，但农业遗产研究早在清末民初就出现了。咱们广东人现代意义上的农史研究起步也较早，早在1926年，丁颖院士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从此开始对栽培稻种起源的系统研究，经过多年，他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并非“源于印度”。我国农史学科主要开拓者梁家勉先生在60多年学术生涯中于古农书收集、整理研究和农业科技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被誉为农业史上的里程式著作。经过几代广东学人在这片学术僻地上默默耕耘，在古农书整理和农业技术史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摸清广东农业的家底

说到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和挖掘，我们不禁要问，广东家底如何？倪根金总结说，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赋予了广东丰富的农业资源，家底雄厚。“从地理上说，我们处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其他地方很少有这种特色。另一方面，广东在历史上与国外交流很密切，外来物种比较多，有些农作物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入中国，再引进到国内其它地区。我们的岭南祖先创造了很多特色鲜明、在国际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耕作系统，例如，桑基鱼塘就是古代生态农业的典范，从那显示物质循环示意图你会发现古代人其实很聪明；又比如用黄猄蚁治柑橘树害虫等作物保护技术，是现代生物防治的先声，这个方法直到1980年代还在南粤大地运用。”

丰富的生产系统带来丰富的物产，凤凰单枞茶、增城挂绿荔枝、化州橘红、淡水沙梨、阳春春砂仁……这些具有鲜明热带、亚热带标志的农业名产都是广东品牌。赵飞自豪地告诉我们，广东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最多的省份之一，“地理标志产品就是原产地产品、名优特产，仅就增城市而言，就有丝苗米、凉粉草、‘增城挂绿’荔枝、增城荔枝、迟菜心五项地理标志产品。”

倪根金指出，在如此雄厚的历史、地理资源之上，数十年来，学界除了针对基塘农业、沙田、黄猄蚁治虫等进行研究之外，对广东其他农业遗产的研究不够多，也不够深入。“长期以来，我们对迅猛发展的广东现存农业文化遗产的数量有多少、种类有多少、种类有哪些、分布在哪里，心中一直没底，这也直接影响我们对其的保护，以及开发利用”。

赵飞则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的工作。“这不是简单的栽培技术提升或者扩大规模的问题，还应包括许多文化事项，包括相关的栽培历史、民间故事传说、还有相关的艺术素材，例如关于荔枝的诗句和绘画都很多，这些都需要系统的整理。”　　　

水果不是越大越好

提到传统农业，人们或许会有疑问：现代科技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农作物品种，粮食、水果的新品种层出不穷，为什么还要去挖掘旧的品种？针对这个问题，赵飞回答：“不要以为水果越大就越好，它的品质可能不如以前。”

另一方面，受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少古代农耕系统的资源接近枯竭。赵飞说，现在都提倡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其实这方面古人有很多好方法。他以东莞著名的麻涌香蕉为例，这种香蕉品质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使用水乡地区肥沃的河涌泥做肥料。但是到了今天，由于河涌泥遭到工业污染。当地农民讲，如使用河涌泥，香蕉树就会死亡了。

倪根金说：“在种植方面，现代人过于强调高效，为了抢时间、赶早，没有像过去那样尊重生长规律。现在除了化肥和农药，还用膨大剂这样的东西加速植物生长。即使是现在的一些有机肥，可能也和古代不同了。例如家畜排出的粪便，里面可能含有抗生素和其他一些成分，用来做有机肥不一定合适。”　

古代智慧，当代财富

古代农业遗产在今天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遗忘，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模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植、养殖的专业化和单一化导致了小农经济的桑基鱼塘濒临消失；电风扇的发明让新会的蒲葵种植难以重复当年的繁盛；龙洞早芋、花地杨桃、泮塘五秀这些带着鲜明地理标签的美味，其原产地都已被喧闹的城区所覆盖了。

然而，工业文明的智慧是否意味着古代智慧就应该永远进入图书馆和博物馆？答案是值得商榷的。在交谈当中，两位学者多次提到桑基鱼塘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桑基鱼塘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南海、顺德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城镇化程度高，许多当年的桑基鱼塘都已经变成了地产楼盘，或改作其他经济用途。他们认为，在生活方式改变的前提下，要想大规模地推广传统农业系统或许不太现实，但是这些系统同样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潜力，需要深入发掘它们丰富的文化“附加值”。赵飞就指出，“人们已经不再是追求吃饱、吃好，而是要吃‘文化’。浙江青田稻田养鱼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之后，稻田鱼已经卖到了欧洲，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纪念品，而不是食品。”倪根金则提出以现代理念利用和开发古代资源，他认为农业遗产需要通过普查、宣传、申报和开发，才能让大众知道和参与，最终实现其文化价值。除了普查和保护之外，也可以开发多样化的文化副产品和旅游资源，让古代智慧真正变成当代财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