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削减中间环节，减少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现象的出现。
关于菜价、关于流通环节，中央政府部门、地方省市政府部门发文规范，已经不止一次，而且就此问题发文的历史也要追溯到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但是，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反倒显得更加脆弱了，以致最近传来了菜农把自己在地里的蔬菜“免费赠送”市民的“奇闻”。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蔬菜由农村菜地到城市卖场的过程，就是所谓流通的过程。由此判断蔬菜价格由贱到贵的“问题”出在流通环节，也大体不错。但是，由此把“问题”归错于、甚或归罪于流通环节，则大谬。没有流通，就没有市场；而没有环节，就没有流通。
市场发育的常识告诉人们，流通作为一个专门行业的兴起、存在和兴旺，是以降低了整个市场交易成本为前提的。这就是说，流通环节的存在，在理论上应该既受到菜农的欢迎，又受到市民的欢迎，因为流通环节可以降低菜农与市民“直接对接”的市场交易费用，从而通过市场的均衡价格，实现菜农和市民的利益最大化。
当然，实际上，在中国现实中，事情并不是这样。抛开为什么“事已至此”的原因暂且不论，只是那些以减少流通环节为目的的措施，如“直接配送”、“农超对接”等，其市场交易成本的总合，一定大于流通环节存在本身的市场交易成本。因为“直接配送”也好，“农超对接”也罢，这些交易方式也同样是市场主体进行谈判的结果，也同样要付出交易的成本。
流通环节赚钱、赚大钱，只要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地方。值得检讨的是，为什么流通环节赚钱、赚大钱，菜农却赔钱、赔大钱？为什么市民花的“大钱”，却流通不到菜农的腰包里？从市场均衡价格形成的过程看，这个现象的存在，并非是市场本身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说到底，就是中国的菜农缺少、甚至没有出售其产品的市场议价权，中国的消费者也同样处于没有议价权的弱势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菜农以至全体农民没有任何组织，比如菜农组织，甚或更细分的组织，如种白菜的农民组织、种土豆的农民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市场交易的组织形式。如此，农民就是一个个的个体，就成为不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市场主体和交易主体，就无力在市场上去与组织起来的流通中介组织和机构进行讨价还价。
因此，农民的市场议价权的存在，是以农民形成自己的组织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要培育发展的“公司化”组织。因为“公司”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都不适合农民个体在组织中的利益表达，且“公司”对利润的追逐、对成本的压缩，其结果也会导致与现今“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同样的结果。
在非市场化的条件下，“公社”、“大队”等组织形式，可以在行政体系内上传下达农民的部分想法与愿望。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村”、“镇”作为行政性组织，并不具有联合农民、代表农民在市场上进行议价的资格。因此，把菜农组织起来，提高其市场议价权，是从制度上解决“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