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调整来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总结。
第一次调整是指１９８０年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２００３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马晓河说，“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综合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也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
在以往的农村发展研究中，“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已经达成共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三农”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要“跳出‘三农’看‘三农’”——我们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宏观，整个国家的格局问题。”张晓山强调。
但张晓山认为，另一个侧面也不可忽视。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估算，到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４５％，仍会有近７亿人；到２０３０年这个比例下降到３０％，还有５亿人生活在农村。
“非农产业发展了，农业怎么办？农业如何具有竞争力？如何使农业和国际接轨？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农村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的、农民能够享受和城市一样公共产品的、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留在农村的农民能不能过上富裕安定的生活？”张晓山这样思考“三农”问题。
“所以，‘三农’跳出之后，还得回到‘三农’。”张晓山说。
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将“三农”政策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未来的追求”。张晓山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新质点。”
这一政策选择还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这就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２００５年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上指出：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而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之路
关于新农村的界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的思考是，应该包括５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缺一不可。其中，“新设施”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这是新农村的重要“硬件”，往往成为制约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瓶颈”。
９月２５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学术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直言：总体看，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提高受基础设施不足制约明显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有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原因，但基础设施不足是制约农民增加消费的一大原因。
因此，马晓河给出的新农村建设方案的第一个重点是，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
邱晓华也认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郑新立也认为，国家要拿出一定资金帮助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重点是乡村道路、洁净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村一级的垃圾处理场，包括“一气三改”（改厕、改灶、改牲畜圈，建造沼气池）。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马晓河还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最后，农民增加收入仍是一条主线。“新农村建设意义上的增加农民收入，是作为和公共品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相连的整体性措施。”马晓河说。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是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论的组成部分。”张晓山说，“但无论哪种政策建议，其核心都是农村的综合发展。”
王世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