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的40多年间，日韩两国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国情及国际形势，分别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的决心和规划始终未变。从韩国的“新村运动”到“汉江奇迹”，从日本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到目前推行的各项农政改革，日韩两国政府都付诸巨大精力和财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综观日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明显看出，日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较高水平是两国政府较早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大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加大农业法治化力度和强化农村教育的结晶。换言之，日韩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四高”是由工业反哺农业程度高、农村经济组织水平高、农业法治化程度高和农村教育水平高所支撑的。在支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四高”中，工业反哺农业程度高及农村经济组织水平高尤其使我们感触颇深。
工业反哺牵引农业现代化
以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农业，是工业化国家扶持农业的通常做法。日本与韩国也不例外，在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若再加上地方政府预算支出，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2003年日本用于农业的预算为23667亿日元，约折合人民币1690.5亿元，比我国2001年农业预算1457亿元高16%。而当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76万公顷，农户298万户，若将此预算折摊到耕地和农户，则每亩达2368元，每户达56728元。凡是到过日本农村的人都惊叹日本农村环境优美，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村公路硬化率高，农田水利设施齐备，其实这些都是国家实施以工哺农的结果。日本农业政策本身的含金量高，国家每推行一项政策必然配备一定量的资金，这也是农业政策兑现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韩国是自上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新村运动”时期开始以工哺农的。当时，韩国政府看到农业和农村的缓慢发展已成为影响工业生产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倡导开发农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步伐。经过10年三个阶段的努力，“新村运动”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总体水平，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农民。政府从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新村运动”。据统计，在推行“新村运动”的10年间，政府财政投资总额高达20007.5亿韩元，参与“新村运动”的人员多达11亿人次，新修灌溉水渠4440公里，新修道路4.4万公里，加宽公路4万公里，新建农村会馆35950所。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传统的农村草舍已销声匿迹。为巩固“新村运动”的成果，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农业和农村问题，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加大对农业与农村的扶持力度，2002年农业预算达92220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614.8亿元），占国家财政预算的8%。从韩国189万公顷耕地和128万户农户规模看，国家财政的扶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
成立“农协”抗衡市场风险
日本与韩国同属东亚小规模经营国家。在小规模零散经营的条件下，单靠农户自身努力去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衡市场风险，是极其困难的。因此，通过合作方式形成组织，再由组织把农户连起来，不仅可以解决农户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在提高农民素质和稳定农村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日本和韩国，这种把农户连起来的组织就是农业协同组织（下称“农协”）。
农协是日韩农业经营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骨干力量，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农村及农民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韩农协制度有以下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法律引路。为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更趋制度化，日韩两国分别于1945年和1961年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不仅明确了建立农协组织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地位这一宗旨，而且界定农协组织是非营利团体，并规定了农协组织的职能与经营方向、经营内容、会员权利与义务以及各级政府扶持措施等事项，为农协组织的建立与运行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二是政府扶持。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日韩两国政府在政策及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与资助农协，在各级政府还专门设置了指导农协活动的部门。农协组织是政府实施以工哺农政策的重点对象。国家为农协在税收、信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农协设置的农产品加工储存、农机维修、加油站、选果场、育苗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医院、商店等为农民提供直接服务的设施，其经费的60%至90%由中央及地方政府补贴。由于各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充分听取农协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因此，农协又为政府分担了部分实际工作，从而形成了政府部门主抓发展规划及政策法规制定等大事，各级农协负责具体实施的上下衔接、官民结合的管理实施体制。
三是组织严密。日韩农协组织规模庞大，覆盖面宽，组织体系严密。日韩两国农民均参加了农协，成为世界农村组织覆盖率最高的国家。当前，日韩两国正在推进农协改革，其中重要内容是组织体制创新，通过农协合并提高经营能力和效益。
四是功能齐全。农协是具有综合功能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协既是农村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及社会保障领域占压倒优势的“综合商社”，又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团体，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组织。农协的基本职能主要体现在指导业务、经济业务、信用业务和共济（保险）业务等四大领域。在农协四大职能中，指导及经济两大业务属亏损领域，而信用及共济两大业务属盈利领域。换言之，在农协的经营活动中，始终坚持以金融、保险补指导和购销的原则，不断壮大其经济实力，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五是实力雄厚。经过几十年的运行，日韩两国农协组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已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支柱。农协不仅在切实履行自己的四大职能方面凸显实力，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感召力也越来越强。日韩两国农业经济专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和农协对农民的双重保护，在资本主义制度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农民必将陷入困境乃至走向破产。而农协之所以能成为农民的保护伞，归根结底是其实力雄厚。日韩农协不仅拥有为农民服务的现代化设施，而且资金充足。农协信贷部门发愁的是资金贷不出去，与我国农村和农民资金奇缺形成明显的对照。日韩两国农协系统的银行实力超强。日本农协银行——农林中央金库已进入世界十大银行之列。2003年韩国农协银行存款额居韩国首位,成为韩国人最信赖的民族银行。
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的40多年间，日韩两国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国情及国际形势，分别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的决心和规划始终未变。从韩国的“新村运动”到“汉江奇迹”，从日本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到目前推行的各项农政改革，日韩两国政府都付诸巨大精力和财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综观日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明显看出，日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较高水平是两国政府较早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大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加大农业法治化力度和强化农村教育的结晶。换言之，日韩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四高”是由工业反哺农业程度高、农村经济组织水平高、农业法治化程度高和农村教育水平高所支撑的。在支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四高”中，工业反哺农业程度高及农村经济组织水平高尤其使我们感触颇深。
工业反哺牵引农业现代化
以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农业，是工业化国家扶持农业的通常做法。日本与韩国也不例外，在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若再加上地方政府预算支出，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2003年日本用于农业的预算为23667亿日元，约折合人民币1690.5亿元，比我国2001年农业预算1457亿元高16%。而当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76万公顷，农户298万户，若将此预算折摊到耕地和农户，则每亩达2368元，每户达56728元。凡是到过日本农村的人都惊叹日本农村环境优美，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村公路硬化率高，农田水利设施齐备，其实这些都是国家实施以工哺农的结果。日本农业政策本身的含金量高，国家每推行一项政策必然配备一定量的资金，这也是农业政策兑现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韩国是自上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新村运动”时期开始以工哺农的。当时，韩国政府看到农业和农村的缓慢发展已成为影响工业生产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倡导开发农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步伐。经过10年三个阶段的努力，“新村运动”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总体水平，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农民。政府从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新村运动”。据统计，在推行“新村运动”的10年间，政府财政投资总额高达20007.5亿韩元，参与“新村运动”的人员多达11亿人次，新修灌溉水渠4440公里，新修道路4.4万公里，加宽公路4万公里，新建农村会馆35950所。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传统的农村草舍已销声匿迹。为巩固“新村运动”的成果，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农业和农村问题，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加大对农业与农村的扶持力度，2002年农业预算达92220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614.8亿元），占国家财政预算的8%。从韩国189万公顷耕地和128万户农户规模看，国家财政的扶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