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单干户，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可能一脸茫然。而熟悉那段“大包干”历史的人会说，这是摆脱了集体所有制吃“大锅饭”后分田到户的农户。若到东阳市东阳江镇的山区，那里的人会告诉你：“这是单独住在山上、离群索居的人家，又叫‘山厂户’。”
在东阳市东阳江镇的八达、东门山区，原先有过20多个单干户“驻点”，主要分布在清水塘、杨梅山、平头山、西古等山头。他们或于解放前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而逃入深山，或因家庭贫困而在深山为人看守坟墓和山林，或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法依靠农村的“大锅饭”来填饱肚子，于是携儿带女到山上垦荒，并从此安住在那里。他们“隐居”深山，与天斗，与野兽斗，与盗贼斗，保全了自己。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山下各村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单干户们在政府的感召下，在亲友的帮助下，陆续搬迁下山，融入了群体生活。但是，也有一些单干户至今仍留守在山上。春节前，记者来到了一些单干户的家中采访。山上40年，天天瞅着山下老家
65岁的卢小牛原居住在离樟溪村2.5公里外的高山上，如今拥有11间房子，其中两间还是红砖楼房。“这么多房子，要在以前差不多是财主了”。而更让他高兴的是，这么多房子只花去了万余元的积蓄。
“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还能回到山下过日子！”卢小牛见到我们首先发出的是这样的感慨。卢小牛是19岁那年离开樟溪老家上山的。那年头，适逢建造横锦水库，卢小牛一家被定为移民户，他们一无经济实力、二无亲友可投，再加上当时家中人口众多，无奈之下，他的父亲想到了住在清水塘守山的阿爹，于是就搬到了山上来住。
清水塘是村边的一座山，海拔600多米。卢小牛他们上山后又开垦出一片田地，建起了3间泥墙房。被定为移民户的当年，卢小牛就在父母的撮合下娶了妻子。
整个樟溪村，只有卢小牛一家9口搬到了山上，并基本解决了温饱。但是山上的日子非常艰苦，每遇播种季节都得到山下购买农资和生活用品。每下山一趟，都得挑上重重的一担柴，步行5公里路到集市上卖掉后，再买回所需的物品。
在山上最怕的就是得了急病，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虽然山上有不少草药，但没有人真正懂药性，用起来挺麻烦的。那一年，卢小牛的大儿子发高烧，起初家人不以为意，找了点土草药给他吃下，以为就可解决问题了。谁知，这一次病情未减反而加重。还好当时驻队的“四清”工作组干部刚好到他家入户调查。那位干部发现小孩子高烧病危，问明情况后，就指点他们把孩子送到湖溪工作组的医疗室。经诊治，孩子得的是脑膜炎，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清水塘独居的那些年里，卢小牛夫妇先后生育了4个儿子，第二胎还是双胞胎。由于没有接生婆，每次都是卢小牛自己忙前忙后。10多年前，孩子们长大了，除了大儿子留在身边，其他3个分别入赘到了南马、湖溪和横店。
6年前，附近一些山头的单干户们纷纷随子女搬离到山外平原地区，偌大的山头此时只剩下他们一家3口，经常会有一种凄凉感袭来。也就是在这一年，原东门乡政府工作人员来到山上，劝他们下山，并说按政策可以给予补助。卢小牛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回到老家。因为在山上40年，他每天都在看着山下的老家。说来也巧，1999年由于横锦水库扩容，那两年樟溪有130多人移居别处，按规定，洪水线以上的房屋可以转让住人。在儿子、媳妇的帮助下，卢小牛在村里买下11间房子，儿子们还给他添置了电视机、手机，安装了有线电视。
“住在山下，日子过得蛮舒心的！”卢小牛高兴地说：“下山后村里分了两亩多田地，还向别人讨种了7亩多田地。每年可收玉米500公斤，大豆350公斤，稻谷1100多公斤，这比在山上时多得多了。”在山上卢小牛种的也是两亩田和一些山地，但野猪、松鼠经常糟蹋粮食，每到收获季节，他们就得白天劳作，晚上看守，劳累还歉收。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卢小牛的大儿子正忙着宰杀年猪。“今年养了4头猪。3头出栏卖掉了，剩下一头留着自家吃。”说起新年的希望，卢小牛说，但愿至今单身的大儿子能找到媳妇，他觉得这样生活就没什么欠缺了。
平头山顶留守户
离开樟溪村，沿着一路茅草遮盖的山路攀行了3公里路。来到山顶，眼前是一片平展的山地，这就是平头山顶了。
山顶的地大部分荒着，不少房子已经倒塌。顺着一阵鸡鸣声，我们找到了一户“尚有生气”的人家。说是尚有生气，是因为房门开着，里面井井有条的布置显示这里应该有人居住。正在寻思该上哪找人，一位大妈走了过来。一问，她叫黄宝仙，正是我们要找的主人。
黄宝仙说，平头山上原先有10户人家共36人，现在除了她家，其余的都搬走了。平头山上的人家只有张、吕两个姓。据说祖宗是为大户人家看守坟墓和山林的。山上的生活与世无争，又能解决温饱，逐渐地也就繁衍出一个小小的村庄。问起黄宝仙为什么会从山下嫁到这里，她说：“还不是为了能吃饭。”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她的娘家在库区横眉岭的东山村，自然条件比这里要好得多，但41年前山下闹饥荒时，日子也不好过的。
山上自给自足的生活让黄宝仙学会了随遇而安：两个儿子一个当兵退伍后安排在诸暨工作，现在城里买了房子；小儿子在外打工，小媳妇在八达村陪读。家里养了一头牛，丈夫吕天和很多时候都在山上放牛、砍毛竹。山岙里有18亩地可种，但是由于人手不够，只能种3亩半，其余的只能荒着了。家里的收入主要是靠养蚕，家门口就是桑林，此外就是卖毛竹。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方便了。”黄宝仙说，1981年山上通电后，村里办了个加工厂，但现在已经废弃，每次加工粮食都要挑着走很多的路到八达村。至今，平头山上没有通有线电视和广播，3年前他们买过一个卫星接收器，没想到被前年的一场大雪压坏了。现在和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了一部电话机。
黄宝仙说，她不是没想过下山。山上这几年野猪什么的闹得很厉害，收成大不如前。但如果住到大儿子那里，等于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再说在城里也没事情干，而小儿子经济条件一般。搬出去的那几户是前些年手里有余钱，趁着山下房子便宜就买了旧房。现在她想要搬下山去，可山下的村子无法安排屋基不说，连口粮地都没有。想来想去，老两口还是在山上过日子算了。
临走，看到窗上的春联：花满春风香袭人，鸟鸣天曙语催晓。黄宝仙说，这还是春节前政府组织“三下乡”活动时送来的。
西古，一位女性的奋斗史
“游过天下不及牛背岩下，到过西湖不及东古西古。”位于八达村东部、牛背峰西侧的西古小山村就坐落在这风景秀丽、海拔840多米的牛背岩下。吕立宏一家三口和他的堂弟吕章兴就住在这里,他们至今还是单干户。
西古，距离八达村2.5公里，从八达村东部的罗峰山脚沿着崎岖山道直上，40多分钟就能到达。我们采访了已经居住在八达村的吕立宏的妻子何芳姣。她说：“48年前，因受3年自然灾害，家境贫困，加上经不住‘大集体’捆绑，吕立宏的爷爷带着银良、银茂、银富3个儿子，离开八达来到了已经荒芜的西古，过上了自耕自养的田园生活。”谁知好景不长，3年后的一个深秋，在烘烤玉米时，烤笼引发大火烧毁了刚刚复苏的家。吕银富就趁此另找山头安了家，但没住几个月，寂寞单调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又回到了八达老家。另外两个兄弟扒开焦炭，仍然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建起了家园，并扎根在了深山。
何芳姣53岁，她是这个山寨中的顶梁柱。9岁时因家庭不幸，从当时的灯塔公社（现在的湖溪镇）山后自然村来到西古，做了吕银茂的养女，长大后为了报恩，就做了他大儿媳。她有3个儿子1个女儿，看上去满头银发、一脸皱纹，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何芳姣在深山辛劳了一辈子。她为了改变枯燥的生活，1978年投资500多元，从八达引线，跨越山岗安装起了广播，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引到山上；她为了改变“磨面”之苦，1988年投资1400多元买来柴油机、磨面机、脱米机，办起了粮食加工厂。她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让3个儿子能走出大山，更是费尽心机，历尽艰难：儿子、女儿到了读书年龄就寄宿到老师、亲戚那里。1992年，把17岁的小儿子吕金平送给八达村的一位孤寡老人做养子，花5万多元钱为他们建起了新家；2000年，借款9万多元，为二儿子吕跃平在八达村买了房子安了家；2004年，又帮助大儿子吕伟平在八达村拆除旧房造起了新楼。八达村党支部、村委会也十分支持何芳姣一家走出大山，1993年制定专门政策，在调整土地时特意安排4个人口指标让住在深山的何芳姣家的4个子女归宿八达。
如今，何芳姣的4个子女都走出了大山。儿子都娶了媳妇，还向八达村承包了70多亩茶园，每个儿子的家里都买上了炒茶机，成了东阳江镇的茶叶生产、加工专业大户。但是受环境的影响，吕立宏46岁的亲弟至今还未成亲，其堂弟吕章兴也因为贫穷，至今未能下山。他们靠采山货、砍柴度日。
奋斗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勤劳也可以使土地生金。西古，养育了何芳姣的一家人，何芳姣想方设法在这块土地上注入新的生机。她说：“近几年来，由于封山育林，兽害越来越严重，已经没法种粮食了。我们从2001年开始有计划地改种桑叶和茶叶，去年又播种了100多公斤茶籽，现在有桑园4亩多，一年两季可养蚕6张，茶叶30多亩，有收成的有20来亩，仅春茶就可收入5000多元。”
金华日报记者 张海滨 通讯员 吴旭华 江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