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坐落在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昆虫馆只是其中一部分，动物标本馆、植物标本馆和中国农业史馆正在紧张地建设中。”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建成后的农博园将是全国高校中最大的农业科技实验教学基地和科普基地。
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花园式的校园里，一位曾多次来到杨凌的科技部官员对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露出惊奇的目光。“几年前，这里破烂不堪，科教人员没精打采，都想往外走；实验地里全是虫子，无人顾及。”他向记者这样描述昔日的情形。
八年前，国务院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一切开始发生嬗变。
如同一只蛹蜕变羽化为精美的彩蝶。创新涤荡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唤醒了沉睡的农业文明。如今，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杨凌示范区承载着西部亿万农民走向富裕的梦想，成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
决策创新：“农科乡”变成“农科城”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史记》中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
示范区成立前，杨凌共有10家农科教单位，包括两所大学、5个研究院所、3所中专。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方面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专门人才。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所以，当时人们把杨凌称为“农科城”。
说是“农科城”，却没有城市的基础设施。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看了杨凌说：“只能算个农科乡。”
“全城道路几乎没有路灯，一到天黑街上就见不到人；污水横流，垃圾满地。”杨凌示范区办公室主任王亚杰是1996年夏天来到杨凌的，一场不算大的雷阵雨却让他的车在陇海线的铁路桥下熄火了。
不仅如此，科教人员人均住房不足8平方米；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设施，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染病在送往西安的路上不幸去世。
住房难、就医难，交通落后，基础设施差，缺乏基本的城市功能，只是一个落后的北方乡镇。许多科教人员无心科研，纷纷“孔雀东南飞”。那时，每年流失近百名骨干人才，农业科技密集区出现了空心化的危机。
为了稳定人才，发挥农科教优势，推进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国务院于1997年批准在杨凌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是示范区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几年来，杨凌投资28个亿修筑市政道路40公里，建成区面积由过去的4平方公里扩大为15平方公里；城市供电、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水上运动中心、国际会展中心、中小学校、医院等一批现代化设施相继建成；完成安居工程3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从5.3平方米增加到38.4平方米；城市绿地率达到31.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5.4平方米增加到10.9平方米，居国内领先水平。
现在的杨凌，已经从昔日落后的“农科乡”发展成为一座功能完善、人居环境优美的新兴城市，2000年被科技部批准为第二批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
流失的人才“凤还巢”，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也引来了。通过全球招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4个学院院长来自国外。
“我们计划明年招聘150人，没想到应聘者竟达2000人。”张光强对此既惊又喜。
体制创新：“科研个体户”变成“优势集团军”
杨凌集中了强大的农业科研力量，照理该是科研成果的“聚宝盆”。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杨凌农科”品牌并没有叫响。
“10家单位5个婆婆。”张光强道出了其中的原由，以前，这些单位隶属不同的部门管理，体制分割导致“老死不相往来”，造成低水平重复投入严重，运行目标不一致，整体优势难以发挥。
“比如小麦育种，5家单位的30多个专家从培育到推广，各干各的，单打独斗，如同科研个体户，结果是谁都难出成果。”
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杨凌示范区将这10个科研教学单位进行合并，组建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实现了我国教育与科研单位的实质性合并，走出了产学研真正紧密结合的路子。
通过体制改革，杨凌示范区成立了小麦育种研究中心。过去分家单干的30多位小麦育种专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集团科研实力，2003年6月培育出我国唯一的杂交小麦新品种“西杂一号”。
新体制和新机制激发的活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跨越式发展。杨凌在旱作农业、小麦杂交育种、体细胞克隆、人体干细胞研究等众多领域，相继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5年来，共取得科技成果586项，其中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1项，丙肝病毒疫苗研究项目获得世界发明金奖；申请专利204项，获批140项，审定新品种116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8个，被批准保护的2个。
观念创新：“灯下黑”变成“富民区”
如今，在干旱的西北地区，杨凌农村实现了自来水入户，并且村村通油路、通班车，建成11个生态文明示范村，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杨凌人喜滋滋地说：“这得益于农业科技的大力推广。”
其实，长期以来，与农科城一墙之隔的杨凌农民却“近水楼台难得月”。杨凌的最大优势是科技，然而这种优势在杨凌本地却得不到转化推广，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岚清同志把这称作“灯下黑”。
过去，重科研、轻推广，产学研分割的体制性弊端使得杨凌农民“守着甜水井却没水吃”。示范区成立后，打破了“科学”与“技术”泾渭分明的观念，把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一大批科教人员走出“象牙塔”，创办或领办科技型企业，一批技术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涌教授培育出世界首批成年体细胞克隆羊，创办了杨凌科元生物有限公司。科学家当老板，把名优动物品种引进来，利用克隆和胚胎技术进行快速繁殖，已建成4个规模化良种繁育基地和1个“家畜胚胎工程中心”，形成了以杨凌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产业格局。现在，他的研究生不再到试验室，而是到公司实习，把试验放到工厂里，加速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目前，在杨凌已有800多名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进入龙头企业，形成了“公司＋科技人员＋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科技示范促进了杨凌“灯下黑”的解决，单一的粮食种植发展成以设施农业、苗木花卉、畜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科技成果转化率由32%提高到45%。
“1997年杨凌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96元，2004年提高到了3169元，年均增长12.4%。”张光强笑着说，截至今年11月已经超过3500元。
杨凌示范区不仅照亮了杨凌，也辐射带动了西部的广大地区。几年来，示范区在省内外累计建设了129个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引进国内外名优动物良种1700多种，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000多项，每年产生的示范带动效益超过100亿元。（刘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