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国内有农业经济的专家质疑此次种业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的方向，本人就近些年的观察与经验略作阐述，与之商榷。
一，种业改革的必要性
全球过去数千年来的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改良的历史，过去近百年的种业产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他们都是以农作物种类和地域为主导的，分工明确而单一，地域集中和固定，绝少有跨地域的企业，也根本不存在“跨国”种子企业。在全球传统种业中最强的美国先锋公司，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建立国际业务，直至数年前其国际业务仅占其全球业务的大约四分之一；孟山都公司和先正达公司是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涉足种子业务的，所谓“跨国种业巨头”，充其量也只有20年左右的历史。
但是，全球种业发展的方向因为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流向，这就是生物技术，它打破了传统农作物种类和地域之间的隔阂，强势改写了种子产业的游戏规则；更由于资本市场的介入，使种业发展方向脱粒了原有的轨道，它不再是农业技术人员的“自留地”，产业链和全球化成为审视种业发展的新视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孟山都公司开始推出第一代转基因产品开始，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公司依靠雄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开始了一系列的并购行动。仅这三家公司并购传统种业的资金约400-500亿美元。世界主要农业国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子公司已经被收购殆尽，其余的也多数沦为其生物技术的“载体”，而成为其产业链上的“附庸”。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种子产业每年以2-4%的速度平稳发展，但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种业发展的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孟山都公司在15年前其种业还是“白手起家”，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种业的“巨无霸”。总之，今天的种业已经不是简单依靠某种作物在某一个地区内的改良就可以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它面临的竞争是强大的国际竞争和全新的产业发展方向：
强大的技术优势
强大的资本优势
独特的种质资源优势
 高效率的产业化能力
强大的综合实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能例外。
二，现有科研体制无法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有从事育种研究的各级科研院所和大学一千多家，他们在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和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这种现行的科研体制并不适应未来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因为：
第一，  体制漏洞，公为私用。 公共研究机构应该属于全民所有。由社会资源资助的科研项目，其科研成果也应该由全社会（包括集体和私营企业）所共有的。而现在，这些绝大部分的科研成果却是有从事这些项目研究的机构所“独占”，并自行进一步进行市场开发或知识产权的转让。相关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收入便合法地转化成该机构及其所属的课题组和某些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样一来，便产生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合法的渠道；
第二，  公益角色弱化。公共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本应该从事的是基础性的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而应用性的科研和市场开发应该由企业为主体来完成。在美国，全社会科研投资的60%以上是由私营企业来完成的；而在中国，国家投资的比例却高达95%以上。这样一来，这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把本应该集中在基础性的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业务上的人力和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应用性科研和市场开发上面。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社会公共资源的专注力和公益性；
第三，  科研、育种定位不明，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我国一些科研院所其科研和育种项目方向不明确，随意性很大，与产业没有紧密结合。发表文章和评职称是其科研和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产品的商业化成果和生产力转化率往往居于从属地位。我国近年来品种审定过程中，“跑点”和数据掺水现象严重，有关部门屡禁不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科研院所的育种人只关心品种审定，从而可以转让和卖钱，而该品种在农业生产中的真正表现和风险，则由购买该品种的企业考虑和承担。所以造成了我国每年品种审定约1，000个，真正能够商业化的不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