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来源：中国保险报
依据十一五规划，立足于三农问题缓解，经济学者林毅夫先生开出的药方是“减少农民”。这是一味常规药，稍了解点三农问题起因的人，只要拥有处方权，都知道这味药。问题在于缓解三农问题不在于缺少真正对症的药，而在于明知有“好药”却不敢轻易对症下药。
林先生的药是提请政府拿出更多扶农资金支持农民兴办乡村工业，多数农民务了工，直接务农的就大大减少，农民的事儿就会好办得多。精看林先生说得颇成理。农民穷、农民苦乃三农问题之魁首，农民生存状况能有大的改善，剩下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就简单许多。
只可惜，扶持乡村工业遍地开花的办法不结果。殊不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国性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村工业化运动前后整过三轮，效果咋样？
骑马打天下，马背上治不了天下。搞经济建设比打土豪分田地复杂得多。要不然，“英明”如毛老人家者，咋就栽在大跃进这类荒唐的革命建设手里，以至于弄成天怒人怨不得不一次次生造出成千上万的阶段敌人，以史无前例地大伤中华民族元气的残酷党内斗争和社会斗争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才算勉强保住江山哩！
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受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阶段及自身规律的双重制约，企图借政治意志拔苗助长，只能起到破坏性作用。三农问题日积月累，本身就有政治意志不当干预造成破坏性因素长期积淀之原因。
林先生在台湾省长大，后到美国等地喝过多年洋墨水，怎么会不知普天之下，绝大多数国家是如何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村就是“分田地”，把农地产权落实到自然人手里）才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的。可林先生如今是大陆“体制内学者”，说话先揣测“主流意识”，所以，林先生只开治标药而回避治本药。
治本的办法不是没有，简单说就是重新“分田地”给农民。当年中国农民谁识马克思，就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才选择了毛泽东。解放就搞全国性土改，兑现分田地的政治承诺。谁料想，没几年功夫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食堂、一路瞎折腾......
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今日三农问题积重难返虽成因复杂，但建国后推行的不当农地政策是根本成因，今天的矛盾，很大程度是“自缚”造成的。
人民公社“灭亡”意味者政策制定者开始改良农地政策。小岗村农民按血印重新引发大包干，再到30年使用权，再到立法确定70年使用权，走了九十九步，就差“分田地”最后一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步迈不过去，随时有可能前功尽弃。诸位有兴趣翻阅一下现行宪法就会发现最后一步很难再迈步。何谓？涉及到执政的理论基础。但这个理论基础并不等于现实基础。
减少农民乃缓解三农问题之首，“分田地”系减少农民的头道环节。只有大胆“分田地”，重新兑现当年对农民的承诺，并允许农民拿农地上市交易，农民变市民才有初始本钱，才方可在城市（镇）定居下来。农民变市民形成规模，农村的事儿减少了，农地向种粮大户集中，农业集约化经营成为可能，三农矛盾自然化解。观各国之实践，莫不如此。否则，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家一户守着一亩三分地，想使农民脱贫，想真正缩小已处于可不可持续临界点的城乡矛盾，乌托邦矣！
同样以大历史观视之，“分田地”是早晚的事，其快慢取决于政改的快慢与幅度。更严峻的是，留给中国人搞政改的时间也不多了。观国内外之时局，凡存匹夫之责的中国人，莫不感到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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