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2010年将继续在小麦和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其中，2010年生产的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90元、86元、86元，均比2009年提高3元。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面对越拉越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应当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举措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农业问题的瓶颈所在，即社会已整体地工业化、商业化了，而农业结构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小农状态，人均占有资源量极其稀缺，秉呈传统的轻徭薄赋理念，乃至彻底取消农业税，加上与国际接轨，实施对农业直接或间接的各项补贴，只能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不可能使务农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吸引来一代又一代适龄劳动力投身于农业。实际上，现实中国的农业安全重担是担在中老年农民肩上，只有越来越少的农村青壮劳动力躬耕于乡土。随着岁月流逝，如果农村无适龄劳力补充的话，农产品供应危机将接踵而至。
随着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农业赢利能力相对愈弱，务农作为一种职业，能够存在下去的前提，不可避免是从业者有越来越多的田地可供耕种，即必须保证有更多的耕地集中于专业农民手中，才能维持其适当的收入。这一问题在传统社会无法解决，不仅因为当时技术条件落后，有田也未必有力精耕，例如笔者小时候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地依然延续着传统耕种模式，一个壮劳力，耕种3、4亩地，已经累得不行，农忙“双抢”时节要四处找亲戚帮忙，且收获不多，本地主要农产品：棉花、小麦、稻谷，当时的单产不及现在的一半。
而现代社会则不同，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更多的行业涌现出来，能够吸纳更多的适龄劳动力就业，因为劳动效率提高了，产品供应更加充足丰富，个人收入也提高了。譬如说，一户农民，在耕种10亩地，耕种收益1000元/亩，获得直接和间接补贴合计200元/亩，与结构转型后耕种20亩地，亩均耕种受益不变，而各种补贴降到50元/亩乃至更低之间选择，但凡技术条件允许，恐怕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宁可少要补贴的。
因此，一定要与时俱进，积极调整社会结构转型。现实一点说，就是要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降低身份转换成本，实现士地的自由流转，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三者相辅相成，只要身份转换成本降低了，有一体化的保障体系为后盾，所谓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其中，尽快落实适龄农民的退休问题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女性55岁、男性60岁为界线，实行土地换保障，以最近一次承包契约为据，农民自愿交出个人名下的土地，每交出一亩地，国家给予200/月的生活补贴，单个农民所得，400元/月保底，1000元/月封顶，直至生命终结，且最低发放10年，允许继承。余者在此原则下，分年龄段明确个人和国家的互动责任。集中起来的土地公开挂牌以市价出售，以出售的资金充实保障养老保险账户。这样，更多的老龄人口将退出劳动力市场，退休制度在现代社会，本来不仅为福利制度，且为劳动力的强制退出制度，既然技术进步足以保证我们以更少时间当量的劳动创造出满足我们生活需要的产品，那么，为什么不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公众享有更多休憩、享受生活的时间呢？
通过整合、调整，统一归并为耕地当量计算，实现农村劳力人均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近期目标，则未来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实际从业者2亿左右，加上非劳动力人口，维持于3亿多、近4亿，占人口总数在20%－30%之间，城乡比例适当，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收入水平甚至会超过城市居民。
不可否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有巨额财政投入，但只要下决心杜绝浪费，相关投入并非绝对不可承受。且在增加投入的同时，立足于小农结构前提下的直接和间接的高额补贴，相关的行政管理成本更将大幅下降，则总投入将更趋可控。
一定要冲突小农经济束缚，立足于整个社会的转型，立足于所有公民群体、公民个人间的平等，立足于公众生活更加惬意来解决农业问题。实际上，现在农村适龄劳力多数外出打工，许多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如本地年租金标准为100元至150元每亩，各项补贴归原土地承包人所有。就是说，各项补贴，以农业为名，实际却未必是补贴给真正的耕种者了。包括正在一些地方试点的以平整土地、整体租赁为核心的新农村试验，因为没解决小农弊端，不得不付出高昂租金，其实也是强行为之，政绩上的考虑多，单纯增加城市用地规模的考虑多，不可能用来在整体上解决农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