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红与专关系的界定，明确了一个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初步“红”了，实际上等于摘掉了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白专”帽子。
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年”
1961年1月，毛泽东收到了秘书田家英送来的散失近30年的小册子——《关于调查工作》。这是一个约5000字的文章印成的单行本，大约写于1930年5月，是毛泽东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而写就的，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失散。这是毛泽东的一篇得意之作。多少年来，他对于一直未能找到这篇文章而深感遗憾。1959上半年，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到闽西龙岩地区征集革命文物，征集到这本小册子的石印本。中央政治研究室得知之后，将其借去。这样，小册子终于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
《关于调查工作》是一篇谈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读着自己亲手写就的这些文字，毛泽东备感亲切。联想眼前经济建设的困难局面，又使他深感调查研究的重要。就在他得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正在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随后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个会议上，毛泽东重点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共中央在信中说：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系统地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也正在此时，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元帅通过全面了解和深入调查，在广泛听取知识分子意见后，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解决科技战线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意见，这就是《科学工作十四条》。
聂荣臻组织大调查
1960年冬天，聂荣臻就开始组织对科技战线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调查首先从导弹研究院开始。《聂荣臻传》一书中如是说：“这里的科技人员，反映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可笑，而在那个年代确实存在的问题。导弹研究院，就在国宾馆附近。于是，很多的迎宾任务就落到了科学家们的身上。这些从事20世纪尖端科学研究的导弹专家们，不得不打着小红旗，站在北京的街头，去欢迎外宾。”“在当时，各种运动很多，北京每年要进行机关整顿，一次就要学习几个星期，这已经成为惯例。科技人员用于专业研究工作的，还不到二分之一。知识分子对这些很有意见。”
在结束导弹研究院的调查后，聂荣臻又指示应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在中国科学院调查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科研时间得不到保证，每周六个工作日，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仅有三天，有的还不足三天，大量的时间被用于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政治活动，或者从事各种与科研无关的体力劳动。
1961年的春天，借毛泽东倡导要大力调查研究的东风，聂荣臻指示有关部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召开座谈会，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开“神仙会”，请科学家们就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聂荣臻感到必须给知识分子一个“春天”，给科学研究工作环境以“春天”。而要促使这样的“春天”来临，就必须赶快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于是，他让秘书通知有关科研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来到王庄，听他们汇报前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各单位研究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一连开了十多天的会。经过反复的磋商，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初稿》。
澄清红与专关系问题
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聂荣臻反复强调，十四条中，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这是十四条中的核心问题。杭州会议刚结束，聂荣臻就让中国科学院参加会议的韩光和张劲夫，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召开中科院党员所长会议，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党内外科学家对十四条的意见，提出修改建议，还在钢铁、地质、农业、医学四个科学研究院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领导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多次讨论。
5月中旬，聂荣臻又多次找人谈话，了解十四条的修改意见和试点情况。他还请陆定一、郭沫若、张际春、周扬、龚子荣等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帮助修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聂荣臻认为，《科学十四条》已趋于成熟。6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的后面附上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名义写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请示报告就有关政策和思想问题，要向党内干部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
第一个问题是红与专的关系问题。请示报告认为，当前红专的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从红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他们。二，红的方面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的毛病。三，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的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报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此，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意见：
学术问题上，鼓励各种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进行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与保留自己的意见，让科学实践与时间的考验来逐步明辨是非。
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限，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
此外，报告还对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如何克服平均主义，科学工作中如何保密，保证科研的时间，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报告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是在知识分子政策长时间过“左”的当时，这些意见的提出，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文件”
聂荣臻的报告在交给中共中央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报告。
此时，毛泽东正好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与会了。会上，聂荣臻首先作了汇报，陈述了制订《科学十四条》的理由和过程，说明了制订这个条例的必要性。他在汇报结束时强调：有了这个条例，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广大年老的、年轻的、党内的、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简要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科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邓小平在发言中表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在讨论的过程中，康生对聂荣臻请示汇报中的一段话提出异议。这段话原稿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家’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
本来，对于自然科学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早已解决。1956年6月，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这段话虽然重点是讲自然科学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其前提则是承认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然而，康生却不这么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既然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请示报告在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时，对此作了删除和修改。除此以外，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随后又报送了毛泽东并得到了批准。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并加了较长的批语。批语说：……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地做出成果。
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红与专关系的界定，明确了一个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初步“红”了，实际上等于摘掉了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白专”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