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随州市曾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外,加挂了种子站、植保站等6块牌子。为了与上级部门对口,又不新增人员、编制,随州市在现有机构上加挂牌子。
随州
逼出来的大部制
推行大部门制是“无心插柳”
“随州推行‘大部门制’,其实是‘无心插柳’。”全国人大代表、随州市市长李红云说,随州本是一个副厅级的“省直管市”,2000年8月升格为地级市。当时湖北省主要领导提出要求:升格,但不许增加编制。“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随州只能把几个部门整合在一起。”
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被合并,有的只挂牌不单设。比如,外事、侨务和旅游合并,设立“外事侨务旅游局”;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文体局”;社科联、作协、文明办、网络办、外宣办都挂在宣传部;党史办、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档案局、档案馆也合并成了一个机构。
由于湖北省一级的政府还是传统体制,为了应对各项职能,随州在一些机构门外挂了好几块牌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农业局的一个科级机构,就加挂了市种子管理站、市植物保护站、市农药监督管理站、市土肥站、市植物检疫站、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6块牌子。整合后,随州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事业机构共25个,比一般地市州少10个以上。
处长当科长用,科长当科员用
与其他地市相比,随州的“大部门制”一个明显特点是编制少。“大宣传部”只有14个编制,市委办包括秘书长加起来29个人。
升格后的随州市编制总量从5569名减少到5134名,精简率约8%。自2000年至今,全市财政供养系数连续7年出现负增长。其中市级机关编制始终严格控制在907名,实际到岗仅869名,比一般地级市少近20%。
机构撤并后,随州各单位人事、财务一般不单设科室,相应工作由办公室承担,财务全部集中到市财会核算中心管理。仅设一人的“单人科室”在全市占七成以上,“处长当科长用,科长当科员用”。李红云代表说,如市编办,有3个科室,只有4个编制,司机刘师傅兼做保洁、打字等。
国资委是各级政府要求设立的特设机构,随州将国资委与经委、中小企业局合并在一起。李红云告诉记者,有一个叫龚剑华的公务员,6年前进了国资委,她没想到自己是3个科室“共用”的工作人员。去年她到乡镇挂职,仍经常回来加班。她说:“工作累一些,但习惯了就能做到有条不紊。”
这么少的人,能做那么多事吗?
“事实证明,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还大有潜力可挖。”李红云代表说。
随州
市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五保合一”,统一归口社会保险事业中心。这个中心仅21名公务员,而一般地级市此类机构至少有4个,人员编制80人到120人。
随州
市社保中心要为60万参保人员服务,每年收支资金量达11亿元,连续多年实现零差错。
最大阻力来自公务员队伍内部
2006年年初,李红云到随州任市长。每到一处,就有机关干部找他诉苦,主题只有一个:要求恢复机构,增加编制。市委、市政府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市委常委会不讨论编制问题。
“我们之所以能顶住,是因为省委、省政府支持我们的探索,老百姓也欢迎,”他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公务员队伍内部。有的压力看似来自上级,其实还是下面的人跑到上面去,企图通过领导给我们施压。我们主动去沟通,摊开了一说,上级部门多数表示理解。”
随州
市这8年来共三届领导班子,始终把编制当作“高压线”。2004年,一些部门出现擅自更改机构名称、提高机构规格等回潮现象,市领导直接找相关负责人谈话,责令其整改,并向市委市政府作书面检讨。
“改革没有捷径,更没有回头路。”李红云代表说。(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成都
遇到难题分步走
突破起于一些小细节
2004年年初,成都大学一位教授给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2345#要求开通一路到郊区十陵镇的公交车。因为随着城市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全校14万师生面临“进城难”。
然而,开通一路公交车这事竟然拖了18个月。因为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城市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和出租客运,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县(区)市之间的出租客运,是“管城外头”的。结果是,城里的车开不出来,城外的车开不进去;有车的部门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部门管不了车。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锦江流入成都后,分别为水利局、市容环卫局、市政公用局和府南河管委会等五个部门管理。一年夏天,突降暴雨,河边一条道路的下穿隧道被淹没,几天水都没抽出去。原因很简单,平时多头管水,遇到突发事件,没人牵头负责,不肯出钱、出人、出力,耽误了时间。
“这些事情暴露出传统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现象。”
农林水和交通成“突破口”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把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农、林、水和交通当作了“突破口”。从2005年年初起,成都市开始了一系列的机构撤并: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撤销林业局和城市园林管理局,组建林业和园林局;组建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员会……
2006年年初,一场大雾突袭成都。高速公路关闭,多条铁路支线也停开。60多万旅客涌入成都各大汽车站,情绪不安,形势紧急。
新组建的成都市交委马上从公交公司抽调100辆公交车投入短途客运,再把短途上的中高档车抽出加强长途客运;请公安交警部门配合,为载满旅客的长途客车开道。十几个小时之内,便化解了这一春运期间的大难题。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要协调几个部门,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行。”葛红林代表说。
采取分三步的策略化解难题
当然,在构建“大部门体制”的探索中,成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一些市级部门被撤并,而上级相对应的管理部门并没有变化,出现了“上下不对口”的情况,常常一个部门要面对上级单位的七八个部门。同时,由于多个部门整合,领导职位有限,一些“多出来”的干部也有意见。
为使改革和探索顺利进行,成都市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先把部门整合进来,工作干起来,富余人员暂时随职能走。在不突破编制的前提下,慢慢通过考核逐步消化;第二步,处级干部按照核定的职数,通过考核竞争上岗;第三步,局级干部年龄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线或调整充实到其他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