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产粮大县亟须制度“护驾”甩掉财政穷帽子
作为农业大省，吉林很多产粮大县自身财政状况本就捉襟见肘，却又面临着钱少事多、责权分离以及“跑冒滴漏”的现状，造成财政“失血”严重。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已成这些全国产粮大县的通病。免征农业税之后，这些县更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它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亟须国家在有关制度上进行“保驾护航”，尽快甩掉“要饭财政”的帽子。
“要饭财政”困扰产粮大县发展
榆树市是多年的全国产粮状元县，但是自身的财政状况却十分艰难。市财政局局长郭景君介绍说，目前榆树市的本级财政收入根本不够发工资的，是典型的“要饭财政”。加上国家的转移支付和一些专项资金，发完工资后全市所有的机关都几乎没有经费。他说：“作为全国著名的产粮大县，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本级财政收入才8000万元，而工资性支出却达3.4亿元。”
榆树的日子不好过，省内其他产粮大县的日子同样很艰难。农安县、公主岭市、梨树县都曾经是全国产粮状元县，财政状况都十分困难，几乎完全靠上级机关转移支付过日子，“要饭财政”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德惠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宝海介绍说，经济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是产粮大县普遍存在的历史顽疾，除了粮食生产之外，第二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自然也上不去，而粮食生产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又太小。“工业企业给地方财政纳税能达到100万元的就算是纳税大户了，原来还真有几个好企业，后来由于投入不足也不行了，除了粮食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指望。”
钱少事多、责权分离 县级财政“营养不良”
目前，一些县级政府面临着“给钱少、办事多”的问题，还面临着权在上、责在下的问题，以及多年来财税收入“层层扒皮、层层集中”的问题，致使位于基层的县级财政失血严重，给营养不良的县级财政造成重重危机。
吉林省农安县财政局副局长吴宪龙说，财力集中导致“钱在上、事在下”、“权在上、责在下”问题。我国实行分税制的目的之一是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局面，这一取向是正确的，而且收到了成效。但这种取向被盲目推广和延伸，形成了省、市层层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而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不对称，造成县乡两级赤字不断增长。而且县、乡两级政府所要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增长也快，无法压缩。如九年制义务教育等。
公益事业建设几乎陷入瘫痪
去年以来，中央一连串的惠农政策，如免征农业税、种粮还补贴、税费改革等，尽管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些产粮大县的干部们说，本来财政状况就岌岌可危，税费改革之后，所有办公经费全部都靠转移支付，保得了发工资，保不了运转，有些产粮大县甚至连办公用纸都非常紧张，财政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同时，很多干部反映，税费改革之后，尤其是取消义务工之后，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长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海说，免征农业税后，原来乡村承担的公益事业失去了财力保障，修路、修桥、植树造林、校舍的维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办法难以施行。最后钱收不上来，还是村干部自己垫付，或是村集体出钱雇人干活。
产粮大县建设新农村亟需制度“护驾”
粮食产量越高，财政负担越重，“产粮大县、财政要饭”成了吉林所有产粮大县的通病，已经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些产粮大县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部门亟需从债务核销、粮食风险基金政策重新审定以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三个方面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首先，对产粮大县的债务进行分类调查，划清责任归属，帮助产粮大县化解沉重的债务问题。一些产粮大县的债务已经超出自身偿还的能力，如果按企业破产来衡量，很多县级财政已经达到了破产的标准。
其次，重新审定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彻底解决粮食产量多财政负担重的问题。德惠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宝海表示，这一政策以粮库的粮食存储量为基数计算，粮食产量越大，存储量就越多，需要地方掏的风险基金也就越多。“按理说这个钱本来就不应该让地方拿”。
再次，通过转移支付政策对产粮大县加强资金扶持，更多地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解决粮食主产区财政困难的问题。农安县财政局副局长吴宪龙表示，国家的转移支付在缓解县级财政困难的前提下，还应该积极帮助产粮大县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二三产业，增强产粮大县的自身“造血”功能。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与投放必须有一个整体性考虑，有计划地针对“三农”进行投资建设，不能临时抱佛脚。另外财政支农资金必须要考虑农民及基层建设的需要，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投放方式。
另外，坚持县乡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每级政府承担多大事务，就应该赋予多大的财权。另外，对农村防洪抗旱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后，“两工”将全部取消，绝大多数县乡政府已根本无力进行任何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层级，真正分流裁减冗官冗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