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79年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变革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推出，中国农村的第二次大变革正式开场。这意味着公共财政开始更多地向长期被忽略的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倾斜，“多予、少取、放活”将成为这场变革的指导方向，但与此同时，现行的财政投资体制以及农村金融体制也将面临考验
农村：下一个“建筑工地”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眼中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从今年起，这个让中国众多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将逐步扩散到农村。“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温家宝总理3月5日向全国人大代表作政府报告时说。
而这只是今年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中的一部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此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筹集数千亿元，主要投向小型水利设施、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农村社会事业。
而在过去20多年里，由于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较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果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据有关统计，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高达6.6％，占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生因校舍短缺不能就学。另外，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危房率达33％，八成以上的乡镇卫生院需要配备或者更新X光机等常规设备。
而这并不是中国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全部。陈锡文表示，农村与城镇在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其收入差距。
自从2003年本届政府宣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来，中央连续3年都出台了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建设开始提速，一些富裕地区逐步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如广东省于2003年在全省铺开的“十大民心工程”，就大大改善了该省农村道路、饮水、教育等方面的条件，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去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基于这个新战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繁荣贡献了税赋、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农村，在彻底取消实行了2600年的农业税之后，进一步感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
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报告显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水平。而且，“三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增量的21.4％。
这意味着中国投资方向发生重大转移，中国政府在兑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承诺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战略大调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在去年10月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的对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现代化道路改革整体思路进行战略调整的重大举措，却罕见地几乎是在没有任何舆论征兆的情况下悄然问世。“大政策的出台，以往的经验一般都是前面有大的判断，报纸上都在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晓黎说。
然而，这次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流观点之一就是城镇化。一直到五中全会召开前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广州举办的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大型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讨论的仍然是如何把农民转移到城镇，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消除农民进城体制障碍的政策建议。
然而，现实生活中众多只剩老人孩子的农村，以及暂时还转移不出去的几亿农民，该不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当参加上述会议的湖北省南漳县长坪镇副镇长胡晓芹愤而向在场的学者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让胡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半个月后，党中央就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逐步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对这个新战略构想感到意外的不仅有像胡晓芹这样的基层政府官员，也有在过去两年一直倡导并致力于“新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这样的政策智囊机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一次在线讨论中承认：“这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能有些同志会感到比较意外。”
他解释说，按照目前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仍然会有四五亿人留守农村。而这部分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中，从事生产的条件怎么样，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在2020年实现小康，以及中国能否在2050年初步实现现代化。
“因此，一边推进城市化，一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边都要抓。”陈锡文说。
对于这个战略调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这是中国农村“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大变革”。
支农资金使用拷问财政、金融体制
就在大家为财政的支农资金大幅提高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不禁对资金的有效使用提出了担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崔晓黎也表示，搞好新农村建设当务之急是钱怎么花。而怎么花钱，钱是不是花得好，这就直接有赖于分配项目和资金的财政投资体制和农村金融体系，而这两个体制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完成。
财政投资体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按“条”分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徐小青在调查一个县的资金使用情况时发现，该县一年拿到32项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支农资金，这32项支农资金分别来自11个机构。而且县里还不能把这些钱合在一起用，因为每项资金都有专项检查的，“买酱油就是买酱油的，打醋就是打醋的”。
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至今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软肋。农业银行在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呆坏账的比例最高，而农村信用社的呆坏账到现在为止还有3000多个亿。
财政投资体制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中央和地方信息高度不对称，导致投资和信贷决策出现扭曲。
如果分配资金的“软件”有问题，那么，每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几百亿元项目资金在经过中央、省、市、县、乡镇这5级财政以后，又有多少能到达村和村民？又有多少能用在刀刃上？这就不得不打一个问号。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以后，各地政府纷纷推出自己的相关规划。提出规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争取中央财政的投资。“有些地方，一下子设计出几十个项目上来，中央财政投资如何来识别这些项目，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崔晓黎说。
河南开封县西姜寨乡党委副书记黄迁海也对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担忧。2月27日，他受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邀请，和其他一些来自基层的农村干部一起和陈锡文做了一期“对话”，解读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怎么使用。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邓瑾
